2023年4月7日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、慰安妇问题专家 苏智良老师“日本国家犯罪——'慰安妇'制度的真相”主题讲座圆满结束。

2023年4月7日上午10点，“日本国家犯罪：‘慰安妇’制度的真相”主题讲座在立德楼1011如期举办。此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上海师范大学二级教授、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中心研究主任、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老师，主持人是金沙贵宾会线路中心讲师张燚明老师，参与者主要为2022级历史政治实验班的学生。

本次讲座的主题是 “日本国家犯罪：‘慰安妇’制度的真相”，主要聚焦于对慰安妇制度的还原与思考。在讲座的开始，苏智良老师对“慰安妇”这一说法进行了概念界定，他认为，“慰安妇”的本质就是“被强迫的性奴”（enforced sex slaves），而日本《广辞苑》中的“到战场上慰问日本官兵的女性”，则是一种暧昧不清且逃避责任的定义。

简要进行概念界定后，苏智良老师向大家介绍了“慰安妇”制度的演变历程。“慰安妇”制度主要来源于日本人对干涉苏俄革命的教训：由于没有健康保障，7个师团官兵有1个师团的官兵人数患了性病。“慰安妇”制度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32年1月，日本海军指定上海4家日本式俱乐部为海军特别指定慰安所：大一沙龙等。第二阶段则开始于1937年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，日本开始全面侵华，在这个阶段里，日军在占领区大力推广“慰安妇”制度，有些地区的“慰安妇”与日军比例达到1：29或1：33。而“慰安妇”制度的第三阶段开始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结束于1945年8月日本战败。在这期间，日本将“慰安妇”制度推广到了东南亚等地，许多东南亚妇女以及在东南亚的荷兰妇女成为了新的受害者。在介绍“慰安妇”制度演变的过程中，苏智良老师列举了“大一沙龙”慰安所广告、日军军用上海地图等证据，进一步增强了“慰安妇”制度的真实性。

一直以来，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撇清政府与“慰安妇”制度的关系，“‘慰安妇’是人贩子的事情，与日本政府无关。”不过，苏智良老师指出，从陆军省、外务省、内务省等政府机关的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出，“慰安妇”制度就是由日本政府主导、由政府高层大力推动的。例如，1938年3月4日日本大本营给华北方面军、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发送[陆支密745号]秘密文件，内容就是募集“慰安妇”、建立慰安所。规定“慰安妇”的征募工作一律由派遣军一级进行“统制”；各军要选派合适的专门人选来担任此事；征募女性时要与当地警宪取得联络。这一文件得到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批准。这一正式文件明白无误地揭示了除军方之外，政府的警宪系统也加入到“慰安妇”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中，进一步凸显了日本政府对“慰安妇”制度的主导与参与。因此，在多重证据的加持下，苏智良老师可以确认日本政府与“慰安妇”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“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”，这是苏智良老师告诉大家的历史学研究的原则。那么，这些证据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苏智良老师指出，战犯笔供、档案文献都是证据的重要来源。战犯的笔供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战后中国政府对日本俘虏的教化，最终使日本俘虏认识到了错误，留下了重要的笔供。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《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》，其中共选收800多名日本侵华战犯的笔供，数量之多、内容之巨为历次之最，且笔供原文均为战犯本人书写并签名的亲笔供述，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。在各种档案文献中，吉档文献极具代表性，当时有日军宪兵队每十天的统计数据，包含了非常多的细节，不过，寻找到的档案文件目前仍然十分有限，未来还有不小的发展空间。

一直以来，复原这段历史是 “慰安妇”研究者们矢志不渝的目标。在这一环节，苏智良老师向大家介绍了他们“慰安妇”研究者的几十年来的努力。从田野调查到翻阅档案，他们经历了各方力量从不解到支持的态度转变，目前找到了300多位幸存者，通过她们的回忆不断充实、复原这段历史。同时，他们也找到了诸多当年的慰安所旧址，查找到了很多关于慰安所的管理规定，进一步印证了侵华日军的暴行。通过不断的努力，苏智良老师等“慰安妇”研究者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，他们关于“慰安妇”研究的书出版到了海内外，他们帮助越来越多的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，虽然均被驳回，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（法院承认事实）。对此，苏智良老师表示他们的工作、研究未来还需要很多人投入其中。

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“记忆：苦难的历史是否需要保存”中，苏智良老师向大家阐述了不少与“慰安妇”制度有关的遗址面临着城市化、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挑战。上海“海乃家”慰安所遗址、峨眉路400号海军下士官集会所等重要遗址，有的已经被拆除，剩下的也面临的被拆掉的危险。与此同时，社会民间也出现了一些不尊重历史、污名化历史的现象。不过，苏智良老师也告诉了大家民间与官方对保护这段历史的努力。黑龙江孙吴军人会馆陈列馆、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、利济巷陈列馆等博物馆都是各方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，中韩“慰安妇”少女像代表着中韩双方对这段历史的铭记，记录电影《二十二》的成功放映也让这段历史走进了更多人眼里，2016—2017：“慰安妇的声音”联合申遗摆明了中方的坚决态度。在讲座的最后，苏智良老师再次强调，日本政府部门和日军共同建立的“慰安妇”——性奴隶制度埋葬了像张先兔等受害者的青春、欢乐与幸福，历史能否和解，还要看日本政府能否承认战争罪行并深刻反省。

在问答环节中，有同学认为，不少“慰安妇”幸存者会将自己的经历视为耻辱而不肯公之于众，那么研究走访的过程中要如何应对这样的现象？苏智良老师告诉大家，他们的研究一定要基于受访者的个人意愿，他们会通过女性之间的感化、交流让一些受害者讲出自己的经历，但绝不强求。与此同时，也要防止一些记者为了热度要随意曝光受害者身份信息的行为。总而言之，尊重，是对幸存者的走访调查的基本原则。也有同学提问：“为什么日本的‘慰安妇’制度远远比其他法西斯国家的军妓制度野蛮、完整？”苏智良老师认为，实际上日本的“慰安妇”制度与德意的军妓制度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这种现象其实与日本近代男权社会、战时后勤保障有很大的关系。与德意相比，日本的后勤是较为糟糕的，无法长期从后方供应“慰安妇”，很多都是就地强抢的、临时组织的，这就导致了中国女性受害者的数量极高，且时常遭到泯灭人性的虐待。而且，这也造成了受害者的分布较为分散，对后世的调查走访造成了不小的困难，对研究者调查到底的决心有较高的要求。因此，苏智良老师进一步强调，在日后研究中，如果同学们有自己认为值得的事，就要有全身心投入的决心，否则调查研究需要的证据随时有可能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问答环节结束后，伴随着全场雷鸣般的掌声，这场感人至深的讲座顺利结束了，同学们也分别上前与苏智良老师合影留念。这场讲座使同学们对“慰安妇”问题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，也加深了同学们对未来“慰安妇”问题何去何从的思考。